总法嘉谈｜中国式创新的新优势——拥抱变化的中国人民

法嘉·总法嘉谈

作为一名法律人来说，“总法律顾问”意味着时光与经验的沉淀，意味着资历同智慧的兼具！

他们就像是大海中的灯塔，天空中的明星，指引着法律人努力的方向。

其实——他们还实力与文采并存，有一颗笔耕不辍的心！

“总法嘉谈”专栏由此而生。

我们将收集总法律顾问们的笔墨佳作，感受他们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专业素养和人生智慧。

站在他们的肩膀上，读法律、看人生、观世界。

文章来源：公众号“坚持装深刻”

最近读到一篇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China's New Innovation Advantage，深受启发。文章讲了中国创新的一个独特优势——由于高速发展而积累的庞大的接纳创新的人口，这群人具有尝试创新的原发动力。

原文是给老外看的，视角可能稍有不同。稍作整理，译文如下（全文6800字，阅读时间约15分钟）。

过去半个世纪在中国发展出的制造业奇迹，让大约七亿人脱离了极度贫穷，但那并不是由创新驱动的。相反地，背后主要的驱动力量，也许可称为蛮力模仿。战后婴儿潮带来几亿名充满企图心的劳工，中国凭借这些供应似乎永无止境的便宜劳力，致力生产其他国家的创新产品。短短一、二十年间，这个错过工业革命的国家，因为这些努力，而得以吸收到全球最现代的制造业进步做法。中国因此恰如其分地“赢得”全球仿冒国（globalcopycat）的名声。

现在，时代正在改变。中国的婴儿潮世代正由千禧世代取代，后者出生在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下。这项政策正式开始于1979年，希望让生育率低于人口替代水平。这项政策确实奏效，但也造成新的人口现实：目前中国正在兴起的千禧世代和Z世代劳动力，并不足以补充不断流失的婴儿潮世代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30年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，将比2015年减少8100万人；而在2030年后，预计劳动人口每年平均减少760万人。这会有深远的影响。较年轻劳动人口缩减，中国若是希望成长，并且支持不断老化的人口，就不能再仰赖模仿。中国必须改为依靠创新。

中国突飞猛进的创新表现

但中国是否能够创新？相较于已经以创新来打造经济几十年的已开发国家，中国能否在全球层次和它们竞争？许多观察家对此相当怀疑。

他们指出，近年来，西方持续产出大量的创新和创新人士，而中国相形见绌。2014年3月，《哈佛商业评论》曾刊出〈中国为何无法创新？〉（Why China Can't Innovate）一文，表达这种普遍的见解。当时，这些作者的论点扎实，也有足够的证据支持，但现在，全球最快到达十亿美元估值的新创公司，有许多是以中国为大本营。

这很惊人，因为中国在2020年的全球创新指数（Global Innovation Index）位列第14名。显然，有某些因素推升这些中国企业一飞冲天，但我们用来评估创新的指标，漏掉了这些因素。

我们往往专注在那些产生重大新构想的人和企业，也就是深具魅力的英雄人物，他们勇敢无畏，而且思想灵活。根据这个标准，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表现很突出。但在过去五年间，世界各大强权之间掀起一波“创新冷战”，中国已大致能和美国分庭抗礼，而且，中国成功背后的驱动力量，或许根本不在于它的创新人士。

想了解是什么力量推动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，我们必须要认清，中国现在可运用一项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资源：曾经历前所未有变化的庞大人口，他们因此而特别懂得如何采用创新、顺应创新，而且采用和顺应的速度与规模，是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相比的。

正是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这个层面，也就是超高采用意愿、超高顺应力的数亿名消费者，让中国目前具有全球竞争力。到头来，评断某项创新的标准，应该是看人们使用它的意愿如何。而就这一点来说，中国没有可匹敌的对手。

乞丐老杨的故事

老杨是个在北京的乞丐。他通常待在北京鼓楼大街地铁站外，那是当地的一个观光区。多年来，他靠通勤族施舍的零钱小钞度日。但在2015年，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，那时北京民众突然不再带现金出门。彷佛一夜之间，所有中国人民都开始下载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之类的应用程序，把移动支付整合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。

对老杨来说，这项破坏式技术原本可能是场灾难，毕竟，他的生计仰赖现金。但面对危机，他顺应调整。首先，他努力存够钱，买一支便宜的小米智能型手机。接着，他打印一张标示，上面有他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二维码。然后，他回到鼓楼大街站外的老地方，把标示挂在脖子上，手机连上地铁站的Wi-Fi；接着，就是等待。

老杨不仅在中国这个崭新的无现金世界里活下来，而且活得很好。今天，民众如果想给他施舍，不用再从口袋掏零钱，而是打开手机上的移动支付程序，扫描老杨身上的标示，转几元人民币给他。现在，他得到的平均每笔施舍金额，从过去的一、两元人民币，增加为三、五元人民币，几乎提高了300％。数字升级确实奏效。

中国的移动支付程序并不会排斥金额的大小，也不会嫌弃任何太不正式的业务。我2015年在成都时，曾用手机付费购买某全球性品牌的笔记本电脑。接着，我走出店外，用手机付钱向路边一名妇女买了早餐三明治，她把金属制垃圾桶倒过来，盖在烧红的煤炭上，当成锅子来煎三明治。

老杨、计算机店的店主和早餐三明治摊贩，都不是创新人士。在我们用来评断全球各经济体创新程度的制度里，他们并没有太多价值。但是，如果在每一个社会阶层里总共超过九亿个因特网使用者，都能迅速采用并顺应创新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？你会得到一股经济力量，足以改变全球竞争的条件。

移动支付在中国推进迅速

移动支付的故事特别具有启发性，因为推动移动支付的技术，几乎同时在美国和中国出现。因此，它们的相对创新程度或创新时点（也就是指谁抄袭谁），变得几乎不会造成影响。2014年Apple Pay在美国推出，一年后，Samsung Pay与Android Pay跟进，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在中国推出。

两国的开始时间与相关技术不相上下，但采用率非常不同。2019年初，苹果公司大张旗鼓宣布，全球有3.83亿支手机已启用Apple Pay；但在当时，美国的iPhone用户只有24％曾真正使用过这项技术。而且，也是直到2019年，Apple Pay才超越星巴克的移动应用程序（只能在星巴克店内使用），成为美国最多人使用的移动支付程序。

中国的发展情形大不相同，微信支付在智能型手机用户当中，有84％的市场渗透率（微信的每月活跃用户数达12亿人）。这样的渗透率，足以解释为何微信支付在2018年的每日交易数达12亿次，而Apple Pay是一个月十亿次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中国2019年通过手机应用程序的支出总金额（347兆人民币，约合54兆美元），是美国移动支付总支出金额（980亿美元）的551倍以上。

那么，以移动支付来说，哪一国或哪一家企业更创新？

年轻的中国

中国广泛采用移动支付，具体是因为有两个群体：其一是中国的创新人士，他们与硅谷同行已愈来愈不相上下；其二是中国政府。就中国的例子来说，主管机关的空前举动，就是把银行执照授予阿里巴巴、腾讯这两家非政府的科技龙头，而牺牲了那些国营放款机构。若没有这种支持，这枚移动支付的火箭就无法顺利发射起飞。

然而，真正让中国采用移动支付如此成功、在全球显得如此独特的真正原因，其实是中国的人民。若要了解为何中国民众这么愿意采用移动支付，应先思考何谓“年轻的中国”，我用这个词来表达两项意义：第一项是指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，共有七亿人；第二项是指一个新的国家身分认同，这是中国在过去十年间产生的，与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的制造业身分认同大异其趣。

近年来的生活经历，塑造了中国对于采用新事物的独特态度，而这种生活经历，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同。若想知道有多么不同，可参考“生活变化指数”这个指数使用人们一生中的平均每人国内生产毛额（GDP），来追踪人们经历了多少的经济变化。广泛来说，如果从1990年开始住在中国，感受到的发展与改变，会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迅速。

生活变化指数

本指数使用平均每人GDP，来追踪一国人口一生经历多少经济变化。在过去三十年间，中国的改变，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迅速。

我们说到中国今日的变化速度时，往往是把重点放在迅速变化的实体面貌，而那里的各项变化确实十分剧烈。但这么做，我们就忽略了中国人民心理面貌的改变。如果看看“生活变化指数”表，或是将上海在1989年与今日的照片做对照，你可能会自问，经历这样剧烈的变化，会如何塑造你对进步的期望，以及影响你对政府、技术与商业能做到哪些事情的感受？

美国的千禧时代从1990年开始，经历了剧烈、足以改变人生的各种变化，而我就是在1990年出生的。首先出现的变化是因特网。接着，是传统手机。再接着是智能型手机、社群媒体、交友应用程序、电子银行、电动车、大数据、CRISPR基因编辑技术，还有很多。从1990年以来，美国人的平均每人GDP成长大约2.7倍，听起来很不错，但你若是知道中国的情况，就不会这么想了，因为1990年出生在中国的人，经历的平均每人GDP成长是32倍，高出数量级的成长。1990年，中国GDP还不到全球2％，2019年则跃升到将近19％。

来看一些细节。从2011到2013年这短短三年间，中国使用的混凝土总量，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使用的还多。1990年，中国农村每一百户有一部冰箱，现在的数字是96部（食品保鲜，是发展程度的一项常见基准）。1990年，中国只有550万辆车，现在有2.7亿辆，其中340万辆是电动车，占全球电动车总数的47％。1990年，中国人口有四分之三住在农村，今天则是近三分之二住在城市，城市人口增加超过五亿人。

 图／上海在1989年（上）与今日（下）的天际线

印度对照组

比较美国和中国，或许并不公平。中国能有这么高比率的人采用移动支付，大多数观察家把原因简单归为只是“跳蛙式”发展的结果；也就是说，中国很晚近才迅速现代化，因此能够直接跳过美国过去必须经历的技术发展过程中，某些艰辛的阶段。像是Google所谓的下一个十亿用户市场，当中的因特网使用者，会跳蛙式地直接略过昂贵的桌上型及笔记本电脑，第一次上网就直接使用便宜的智能型手机。印度是中国在亚洲的“他者”，属于这个市场的一部分。所以，下面比较一下印度与中国。

中印两国很适合做比较。这两国几乎同时成为现代政体，印度于1947年建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1949年。1992年，两国的平均每人GDP都是约350美元。两国的人口都非常多。印度人口比中国年轻，显示印度对新技术的态度更开放。两国同样重视教育，以及科学、技术、工程与数学（STEM）。

然而，稍微再仔细研究资料，就会发现两国有着巨大差异。印度只有一半人口使用因特网，而且，许多印度人抗拒扫描二维码来付款。因此，印度只有大约一亿人使用移动支付应用程序，中国则高达约8.5亿人，即使Google透过“下一个十亿用户”计划，早就与其他许多组织一起大量投资，以改善印度的基础设施与连网情况。这是极大的差异，无法用“跳蛙”来解释。在这两个国家，移动支付和二维码很明显比现金更快、更简便、更安全、也更便宜。然而，两国在采用程度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，仍持续存在。

原因何在？从生活变化指数就能找到答案。过去三十年间，印度的平均每人GDP大致呈线性成长，从稍高于350美元，成长到超过两千美元；但中国几乎是呈现指数成长，从将近350美元，提高到超过一万美元。这项差异有助于解释，为何许多中国人愿意扫描二维码，但许多印度人不愿意。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某个文化更擅长创新，而在于某些发展生态系统，会让人们在面对变化、采用新事物、看待新事物的时候，很自然采取不同的态度。近年来，中国的人民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，更需要调整以顺应急剧的变化；他们也了解到，创新技术可能是自己生存的关键。

1990年，中国只有550万辆车，现在有2.7亿辆，其中340万辆是电动车，占全球电动车总数的47％。

四大步骤缩小创新差距

想在未来几十年成功与中国竞争，各国和企业不仅必须开始策略性地优先重视“创新投入”（大胆地想象出新工具和新技术），也应注重“创新产出”也就是透过迅速大规模采用创新，来推动改造转型。短期内，中国在创新产出方面明显具有优势，因为中国有大量极愿意采用创新的人口，也有大量极愿意调整以顺应的人口，因此中国有条件可在创新军备竞赛居于领先。然而，中国以外的企业领导人如果采取以下步骤，就可以开始缩小差距。

1. 密切关注

科幻小说作家威廉．吉布森曾写道：“未来已经到来，只是分布不均。”这项深入见解很适合用来描述中国，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领先全球市场好几年，因而提供极好的方式，让人得以一窥未来的景象，特别是在数字与零售趋势方面。

以Visa、万事达卡与非现金支付的其他全球业者为例，他们至今仍抗拒鼓励移动支付，显然不愿意完全破坏自己的信用卡帝国。如果中国的情况能做为参考，我们或许可预期这些企业可能会朝向“柯达时刻”发展；当初，柯达公司为了因应数字相机的出现，而误判未来，做出灾难性的决定，把自己定义为底片公司，而不是相片公司。全球未来将会看到的景象，可能会很像是中国目前已出现的情形，也就是民众信任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之类的平台，进行所有与金融有关的事情，包括从买东西、贷款到投资的一切。然而，大型信用卡公司仍有机会，在全球率先推动并鼓励移动支付，而不是像中国的银行多半采取的做法那样，将市场拱手让给科技大公司。

同样地，中国的在线与线下零售生态系统正在结合，发展领先美国数年。在中国的杂货店和便利店里，经常看到肉品和农产品下方附上整排QR码，只要用智能型手机扫描，就能显示履历溯源，像是某片鲑鱼产自何地、运了多远的距离等等。同样地，在店里扫描科技产品，也能看到品牌的介绍影片与使用者评分。这就是阿里巴巴说的“新零售“概念，很可能成为全球的常态做法，因为这能让品牌直接深化与顾客的关系。

现在，几乎所有在中国的多国籍企业，都已采用这种数字优先、中国领头的策略（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，已推出这个策略的先进版本，远比在美国本土的做法更先进）。

这方面的心得教训是，中国消费者开始期待，要拥有像这样丰富的在线品牌体验。企业如果无法提供这种体验，或是被认为在这方面表现落后，就注定会在市场上失败。想在美国市场取得竞争优势的企业，可以从中国人身上看出，如何与消费者建立更好的接触点。

2. 让模仿更到位

如果你习惯相信自己独特而优秀，可能就会觉得以模仿为策略，等于是宣告战败。然而，创新一向都是既要发明，也要模仿。乔布斯从施乐那里获得鼠标的构想，但我们不会因此而小看了苹果公司。天才会偷别人的想法，一向都是如此。全球性企业若想和中国竞争，就必须让模仿成为自己军火库里的武器之一，愿意使用。

有一些最聪明的非中国企业已了解到这点，正在从中国竞争对手身上寻找构想。脸书（Facebook）在2019年为聊天功能加入整合付款选项，而微信早在那之前五年，就大规模推出类似功能，率先展现如何融合社交与商业技术，以创造成效。

亚马逊也这么做，模仿阿里巴巴的“光棍节”活动，推出”会员日”（Prime Day，这项非常成功的年度活动，为所有Prime会员提供各种销售优惠和折扣）。Instagram的短片功能Reels，构想也是取自TikTok（抖音海外版）。其他还有许多例子。

想从中国寻找构想的企业，可以考虑以下方式：

→让中国团队带头。我们总是听到有人说，应该要在中国实行在地化。我们可以再进一步，至少一部分改为从中国来带头。很少有企业赋予权力给公司里的中国团队，让他们协助制定全球策略。但这样会错失良机。你的中国团队习以为常的事，可能对其他团队深具启发性。你在中国学到的策略，可能有助于改变你的全球策略。

→让最好的人才接触中国。把公司最聪明的人才送到中国，让他们接触到那里的新构想，扩大了解各种可能性。我曾和许多不同的企业代表谈过，从德国汽车厂到美国零售商都有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访问中国的部分任务，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数字生态系统，把相关心得带回国。

→以中国速度了解中国最新状况。有人说：“如果你已经半年没去中国，就等于没到过今日的中国。”记得要刻意、持续了解中国的最新状况。一个好的开始，就是每季都从趋势观察家与当地信息来源，取得最新信息。对全球高阶主管来说，呈现各项趋势及体验的各种更新影片，算是很接近亲自造访了。

3.衡量与运用顺应性

全球化企业应该制订标准，以衡量特定人口群体的顺应力高低。一个很好的起点，就是进行更深入的行为测试，以了解各国和各个年龄层对新事物、改变与顺应的态度如何；另外，也可以更聚焦在像中国那样的人口群体，也就是曾为了跟上时代潮流，而被迫大规模改变的群体。生活变化指数虽然仍只是粗略的工具，但已经算是一种还不错的方式，可用来推断顺应程度。

这些指针有助于企业在推出产品上市时，瞄准那些比较乐意改变、比较愿意采用新技术的人口群体。有些国家和文化天生比较愿意采用新事物，因而更能够调整顺应。在对改变比较友善的国家，推出并反复改进产品，有助于企业慢慢塑造和调整产品，直到准备好可以扩大规模上市。这也有助于企业决定，哪些产品线可能适合或不适合较不愿意采用新产品的环境。

4. 优化竞争强项

采用新事物的速度，并不是唯一最重要的因素。全球的信任度也很重要，而现在全球许多国家就是不信任“中国“这个品牌。皮尤研究中心（Pew）的最新数据显示，全球对中国的看法降到新低。

在信任度方面，西方仍然胜出。在产品与定价相似的情况下，对中国这个品牌不放心的全球消费者，往往因此而选择西方品牌。这些品牌未来的发展秘诀，就是要体认中国是一股新兴的强大创新力量，而如果想成功与中国竞争，就必须向中国学习。

与中国竞争非零和游戏

中国人既是消费者、合作者，也是竞争对手，注定会在全球市场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。与中国的竞争，不该被视为零和游戏。但现在该是时候承认，中国在这场创新军备竞赛的最大资产，可能是格外愿意采用新事物、能够顺应的中国人民。要是我们能认知这点，并从中学习，也能拥有中国新的创新优势。

笔者简介

周伯通，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汽车上市公司的总法。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他会坚持写一些“装作”深刻的东西，他说，装着装着，就说不定真的深刻了。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“有好看皮囊的有趣灵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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